郭松民，独立新闻评论员、独立学者、独立影评人。法学硕士，空*中校。原空*航空兵部队飞行员，先后毕业于空*第三飞行学院、空**治学院、中共中央*校研究生院。
中兴被美国制裁——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电子技术和通用芯片，时间长达七年，而这些芯片是中国暂时无法生产的——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有一点像是被人卡住了脖子。
商务部对此作出了回应——
美方行径引起了市场对美国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普遍担忧，美方的行为表面针对中国，但最终 的是美国自身，不仅会使其丧失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还会影响成百上千的美国关联企业，将会动摇国际社会对美国投资和营商环境稳定的信心。
希望美方不要自作聪明，否则只会自食其果。
又是“你打我你的手会疼所以 不要打我”的逻辑。
老实说，这样的回应反而加深了人们的忧虑。如果美国不怕自身受到 呢？如果美方偏要自作聪明呢？这等于向全世界宣告，面对美国的制裁，中国目前并无有效的反制手段。
20世纪60年代的 个春天，海*某部*委冯涛被派往一个重要的造船厂任工委书记。刚一到，就遇上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海鹰”鱼雷快艇在试航中起火爆炸，为此厂长齐大同把希望寄托在由苏联引进的“飞鱼”上。
于是，在*委冯涛的带领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还是依靠外国的“援助”中寻找出路？经过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在第二个春天，胜利建成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鱼雷快艇“海鹰”。
这部电影中有一些发人深省的细节：
已经开始“变修”的苏联，利用中国在技术装备上对其援助的需要，屡屡卡我们的脖子，每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零件对不上号”、“图纸对不上号”，甚至“炮膛爆炸”的问题。
同意中国引进“飞鱼”，真正的目的是想搞垮“海鹰”，使中国永远不能摆脱对苏联的依赖，这一图谋失败之后，又想借助厂长齐大同和总工程师潘文对专家赫文斯基的迷信，搞走“海鹰”的图纸，再次失败之后，竟丢下处于总装阶段的“飞鱼”一走了之。
如果不是“海鹰”的成功，造船厂确实面临一个“拿什么交给海*”的问题。
中兴这次被美国卡脖子，暴露出这些年，我们搞的基本是“飞鱼”而不是“海鹰”。
新中国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银幕英雄于洋扮演的工委书记冯涛，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于全厂工人大会上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我们自己干！专家让他们撤走吧，合同让他们撕毁吧，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至今听来不仅仍旧令人热血沸腾，而且也完全适合今天的情况，至于中兴的老总会不会在中兴的员工大会上发表类似的演讲，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电影《第二个春天》是年摄制的，但最早的话剧剧本在年就已经完成了。
这就是说，在对外技术合作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如何在控制和反控制，勒索和反勒索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至迟在六十年代初，我们在*治上就已十分清醒，并有了十分成熟的考虑；在艺术上也有了完美的表现。
但为什么半个世纪后，却犯了和齐大同相同的错误，甚至出现了大量类似潘总工程师那样用投靠洋人，出卖自己的祖国来追求“事业和理想”的精英呢？
考虑到《第二个春天》在年之后被贴上“极左”标签受到批判并被打入冷宫，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积累的历史经验，采取一种轻浮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不仅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让我们在今天付出了重大代价。
如果我们从今天中兴被人卡脖子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仅仅是“今后要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而不能上升到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还是走“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道路的高度来思考，很可能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需要强调的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绝不是反对对外开放，这条路线要解决的仅仅是对外开放中的独立性、主体性问题。
毛主席说：“思想上路线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天困扰我们的诸多问题，主要是这四十年中出现的错误或者失误造成的，基本与前三十年无关。
认真总结经验，扎实汲取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回归正确路线，我们才能够继续前进。
感谢您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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