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囊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历经千年演变发展，以其特有的文化渊源、发展脉络及内涵意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展示并传承着流变的文化意涵。
就像在香囊小史（2）：从“小皮袋”到顶奢的路中所说的那样，所谓香囊，最开始和香炉一样，属于借用。正如先秦的青铜香炉是“借”了别的礼器来熏香，最早从新疆出土的香囊，其实也只是用来装香的“小皮袋”罢了。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为它附加了繁多而复杂的含义。
“君子有兰佩馨香”，到朝堂的配饰，最终向下渗透普及到民间，这个由礼制而民俗的过程和许多器物都是一样的。香囊自产生至今，在时间脉络上体现为代代传承，由于受到不同时代社会、*治的多重因素影响，其形制特别是文化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总体而言，其功用价值，即其历史文化内涵，体现出从礼制上身份地位的象征逐渐内化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呈现一种日益世俗化、民俗化的趋势。这在银月金台，盛唐夜唱：香囊小史（4）中也有所提及。
出土清代香囊
先秦时期，“君子”即贵族阶层配香的习俗从地域公社的原始风俗中来，又被诸子百家赋予不同的美德含义。楚国屈原以芳草美人喻德才君子，千古沿袭。东汉秦嘉的《重报妻书》中，秦嘉以宝钗、香、琴等赠予妻子，希冀可以耀其首，去其秽，辟恶气，娱其情。东汉抒情小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描写社会生活的，可见以香相赠，表情达意在汉时屡见不鲜。
至魏晋时期，士人多好熏香、佩香、焚香。《晋书·贾午传》载有一则因香囊而成就的千古佳话：官宦之女贾午与当朝青年才俊韩寿互生爱慕，并以西域的香料赠予韩寿,怀揣异香的韩寿在入宫上朝之际引起贾午之父贾充的注意，进而了解到二人之间的情意，最终成全了他们。此即为“韩令偷香”典故的由来。窃玉偷香，于是也成为千年以降爱情与风雅的表征。
香囊的礼制作用集中体现于它被纳为服饰制度的一部分，一般称为“鞶囊”。鞶囊起源于周代，汉唐时达到顶峰，因其盛放官印和绶带又称绶囊、傍囊。其以形制、用料、颜色等严格的等级规定以标示佩戴者的身份，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香囊为佩囊的一种，因其内含香料冠以“香”字，称为香囊，所以鞶囊与香囊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区别的，并不完全等同。
随着“香囊”“香袋”“香包”“荷包”等代称的流行，“鞶囊”这一名称逐渐退出主流文化，这一观点在高移东等的《鞶囊考》一文中亦有述及。这些代称在随后的发展中，由于区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渐渐融为一体，统称为“香囊”。所以香囊与鞶囊虽不完全相同，但历史上有相互传承、交融重叠的部分。
汉代出土香囊
汉朝官员随身携带官印，置于身侧囊袋之中，称为傍囊或绶囊，此时的绶囊大多只是一个小袋子。《晋书·舆服志》记：“汉世著鞶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官员以官印标示身份地位，其时每印又有一专用绶带，由朝廷统一发放。印以质料，绶以长短、色彩表官阶品级。印之质料有金银不等，绶之长短从二丈九尺九寸到一丈二尺不等，色彩则*赤色到佩青色不等。官员常以鞶囊置印，系于腰部，而将绶带露于囊外，以显露自己的官阶身份。
此时的绶囊本身并没有额外的标示功能，然而到了南北朝时期，据《通典》记载：“（北朝）鞶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金银缕，四品银缕，五品、六品彩缕，七、八、九品彩缕，兽爪鞶。官无印绶者，并不合佩囊及爪。”可见北朝服饰礼制中已有专门关于绶囊的礼制规定。发展到此时，绶囊作为固定的服饰礼制之一，俨然已演变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隋朝承前朝制，绶囊专用于公服。《隋书礼仪志》有载：“品级尊者，以金织成，二品以上服之；次以银织成，三品以上服之；下以綖织成，五品以上服之。合为三等。”按品级高低在制作材料上加以区分，另皇太子服金缕鞶囊，余者大致与北齐相同，六品以下诸官员无鞶囊配饰。
绶囊的色彩好用青，以团和夹丝工艺等区别品级
其时不但官员按制按品佩戴绶囊，且后宫妃嫔亦有规制：“贵妃、德妃、淑妃佩金缕织兽头鞶囊，九嫔佩金缕兽头鞶囊，婕妤银缕兽头囊，美人、才人彩线兽头鞶囊，宝林佩鞶囊。皇太子妃兽头鞶囊，良娣、宝林、八子兽不鞶囊。王太妃、公主、一品命妇佩手头鞶囊，余者皆不许佩。”
至唐代，制改，由隋朝公服佩鞶囊变为百官冠服中公服、允服、具服皆以品级佩鞶囊；后宫嫔妃无佩鞶囊之制。唐朝以鱼符作身份标示，有随身鱼符制，赐五品以上官员随身鱼符。这样，盛放鱼符之囊袋，自然而然被称为“鱼袋”。鱼袋依据官员品级不同以金、银等物为饰，其功用与汉时绶囊颇为相似。据《旧唐书·五行志》记载：“上元中为服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等袋，纷帨为鱼形,结帛作之,为鱼像鲤，强之意也。则天时此制遂绝,景云后又佩之。”表明此时官吏们腰佩帛鱼或鱼袋，以彰显尊容。武则天时有所变更，之后又得以恢复。刀砺袋，鱼形袋，俗称“鱼袋”“蹀躞七事”。所谓七事，则是佩刀、刀子、砺石、契莎、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物。由此可见，此时的鞶囊作为服饰礼制的一部分，本身的实用性并非重点，而是身份地位的有力象征。
鱼袋
至宋代，鱼袋之中已无鱼符。鱼袋以其经久发展而被赋予的特有的身份象征意义，一变而脱离官印、鱼符而单独使用，成为一种风俗礼制。随着纺织业等相关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朝临安市街出现专门出售前代用于公门的香囊的商铺。日常生活中的香囊品种也趋于繁多，制作工艺日趋精湛，多有名为“香袋儿”的商品。可见随着香囊使用的频繁和使用阶层的下移，服饰礼制中鞶囊的地位大幅下降，其标识身份的礼制观念亦有所淡化，至元、明、清则日趋没落；后期则更多使用于民俗礼节之中，如定情、成婚等事务中常以香囊相赠寄托情感。
未来的飞鱼服，取得也和鱼袋是差不多的意思
明中期邵灿《香囊记》的出现更是凸显出香囊在人们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及其所具有的文化意涵。《香囊记》以宋代为背景，围绕主人公张九成的人生浮沉展开。新婚不久的九成顺从母亲之意，辞别妻子贞娘，带着母亲所赠紫香囊携弟赴京赶考。高中之后由于得罪权贵被派往战场，自此音信全断，紫香囊也于战乱之中遗失。紫香囊作为全剧的线索，脱离九成后，被一乞丐偶然拾得又因缘际会地将它带回开封张母与贞娘面前，借此索要财物并谎称九成身死。金兵攻破金陵，逃难之中紫香囊再次丢失，落到赵运使之子赵丙手中，赵丙以之作聘逼婚贞娘。贞娘被逼上公堂告状，却不料柳暗花明，堂上观察使正是不知踪迹、分离十余载的丈夫张九成，全剧以母子、夫妻、兄弟的团圆告终。此剧中，作者首先以紫香囊这一普遍适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之物来建构全剧，将九成入仕、从*与之后贞娘见之寻夫以及赵丙逼婚等情节联系起来。紫香囊在剧中凡数见，前后相连，皆推动着情节的发展。物虽轻，然其在剧中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的，故该剧以“香囊”命名。
豫剧至今有《香囊记》的剧目
香囊在此剧所起作用，即上文所述香囊传情达意之功用。紫香囊系九成之母所制，一针一线皆是亲手密缝，从形制取舍到图案的选取无不循“比”“兴”之法，融入浓浓的情意，获赠之人亦可反复把玩体会其中深意，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矣。
《红楼梦》中，对于香囊一物亦是多有提及。如第十八回中，宝玉于大观园题诗受到贾*的赞赏，出得园来身上所佩之物尽被小厮们解去，及至黛玉到来不由气急，对宝玉一顿抢白，气愤之下将日前为宝玉新做的香囊剪了，直到宝玉将贴身带着的香囊解下给黛玉看，这才使得黛玉又羞又愧地揭过此事。黛玉缘何如此生气？概因香囊此物最是表情达意，黛玉体弱，一件像香囊这般的小物件都要费上好大的功夫，如此劳心劳力，其间情意自是不必言说，猛然得知宝玉竟将自己一片心意随手打发了下人，怎能不气？在第七十四回中，王熙凤抄检大观园一事也是由“绣春囊”而起，其间亦是诸多波折。
宝玉：妹妹的东西，我体己着呢
节日作为民俗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其特定的习俗就成为民俗 体生动的展示。与香囊密切相关的传统节日为端午佳节。佩戴香囊素有避邪驱*之效，五月俗称*月，而农历五月初五又称中天节、端午节。前文提到，香囊的功用由其内含物质而定，端午日的香囊一般内含有朱砂、雄*、香料等物，可以防止*虫侵扰，避邪驱*。原来香囊以丝帛裹，后主要以五色丝线相系成形，概因五色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有驱邪之用，青、白、赤、玄及*色，此五色合于五行学说，分别代表着五行之中的木、金、火、水、土；同时，又分别象征东、西、南、北、中，以其所蕴五方神力驱秽祛邪。
这样，香囊一方面形制各异，小巧玲珑，香气外溢；另一方面又可达到驱邪避*的功效。宋代《太平御览》记载：“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命人不病瘟。”④即端午日，在手臂上缠五彩线，一般称为“长命缕”，或“续命缕”“辟兵缯”“五色缕”“朱索”，皆用以免瘟病、挡灾祸。
南宋陈示靓在《岁时广记》中引《岁时杂记》描述过一种“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的香囊以及“蚌粉铃”：“端五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绵，若数珠。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端午日这两种香囊的佩戴意在辟邪驱瘟，然囊中所盛之物却并不拘泥，可以是用以吸汗的蚌粉，亦可是驱虫的雄*等，再有驱邪的灵符也相当常见。这概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而有所差异。及至以香料充之，再用五彩丝线制作，馨香靓丽的同时亦具有辟邪之意。
端午香囊
香囊在历代的变化，起于习俗，而终于习俗，这也是许多文房雅物在物质在历史线程中变化的基本模式。这之中的繁复变化，将永远在时间长河中存留。而香囊作为随身的物件，它的趣味和风雅，也将伴随着群众美好的愿望，消融在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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